渐行渐远老行当

作者:赵丰

已有358次阅读发布时间:2017-11-06字号:

伴随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王向阳要书写老手艺人的酸甜苦辣,记录他们的光阴与苦乐……

箍桶匠翁志兴给本报记者展示他新做的火桶。(□记者 赵丰 报道)
王向阳(左)采访制作烧酒的老师傅。(图片由王向阳提供)
  “补缸哦——补甏哦——”
  小时候,循着这样的吆喝声,王向阳经常看到补缸匠拎着一只包,来到村里招揽生意,同时也引得一众孩童尾随左右,兴味盎然。
  揽到生意后,补缸匠放下背包,左手捏着一把小钢錾,对准缸的底缝,右手握着一把小铁锤,“笃笃笃”地敲打,沿着裂痕錾出一条约半厘米宽的浅槽,在两侧敲出两个小孔眼,装上钢钳,再在浅槽上填满用盐卤拌的铁砂。
  看那补缸匠不慌不忙,一副淡定的样子,王向阳的心却悬在空中。
  “缸是易碎品,俗称琉璃货,锤子敲轻了,凿不出孔眼;锤子敲重了,旧缝未补,又添新缝,甚至破碎。补一条长裂缝需要八到十个钢钳,看上去活像一条长长的蜈蚣。每装一个钢錾,都要忙上好一阵,等全部装好,非得半天时间不可。等到整条裂缝补好,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我才敢松一口气。”
  除了补缸匠,采石头的石匠、造房子的泥水匠、雕花纹的花匠、打金银的银匠、弹棉絮的弹匠、编蓑衣的棕匠……这些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构成了浙江浦江籍作家王向阳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家乡的独特记忆。
  而今,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这样的手艺人却很少见到了。他们渐行渐远,背影也越来越模糊。
  伴随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王向阳一直在找寻他们。他要书写老手艺人的酸甜苦辣,记录他们的光阴与苦乐,替他们把老行当的故事说给你听。

一门手艺抵过三石田地
  16岁的翁志兴小学毕业跟着父亲学箍桶,一次,他不小心把斧头劈到冻麻的手上,血肉模糊,父亲没有一句安慰,还骂他手艺不熟
  去年一年,王向阳常常利用周末时间回到老家,先后采访了百余位老手艺人,囊括了六十三个行当。这些老手艺人的故事大部分被他写到新书《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之中。
  他们被分为匠作、加工、服务、文娱、其他五类加以叙述,其中有场景、有人物,有加工技术、有风俗习惯,血肉丰满,生动鲜活。
  当地有句俗话:“学会一门手艺,抵过三石田地。”在王向阳看来,老行当首先必须满足能够持续维持生计这个标准。因此,在其新书的目录中,接生婆、媒婆、阉猪、捞豆油皮、爆米花、钉秤、砌灶头、杂耍等行当,甚至唱新闻、牵公猪、巫婆神汉等均位列其中。
  王向阳生在江南水乡的一户木匠人家,包括父亲在内,一门两代有七个木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木匠做一天的工钱是一块三,后来涨到一块五。那时候,大学生毕业后工资才四十块钱,村民参加生产队劳动,最多的一天才挣七八毛钱。
  王向阳说,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还不错,父亲做一工挣一块三,带徒弟后挣得更多。当时一筒十个月饼才五毛钱,带鱼两毛钱一斤,父亲时常会买带鱼、月饼回家。
  “我们兄弟姐妹,从口里吃的粮食到身上穿的衣服,以及培养我读书读到25岁的钱,都是父亲一斧头一斧头劈出来的。”王向阳说,他从小对老手艺人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老手艺人的生活中有甘甜,却也少不了各种辛酸。
  家贫出艺。王向阳的爷爷有四个儿子,家里田地很少,指望种地,可能连肚子也填不饱,更别说娶媳妇了,便让王向阳的大伯父、二伯父去学木匠手艺。
  二人学成后,王向阳的父亲王兴亮高小没毕业,也跟着他们学了木匠。
  按照早前的规矩,徒弟拜师,要设投师酒,订投师约,约定三年学徒、三年半作、三年伙计,满九年方可单独开作。
  当时,师傅的规矩很大,打骂徒弟是很平常的。浦江县郑宅镇西店村的郑兴庭13岁起跟着师傅学篾匠,在编地垫时,转角处总是凑不拢,师傅打了他一个耳光后,才肯教他技巧。家住浦江县城后街的箍桶匠翁志兴,家中三代都是以箍桶为生。1966年,16岁的他小学毕业跟着父亲学箍桶,一次,他不小心把斧头劈到冻麻的手上,血肉模糊,父亲没有一句安慰,还骂他手艺不熟。
  做“东家活”,也难免吃苦受累。
  以木匠来说,分为大木、小木,一般造房子的叫大木。王兴亮做的就是大木。他常年在外面做“东家活”,往往在一个村庄干上十天半月,再转到下一个村庄。因为手艺不错,王兴亮一年有200多天都在外干活,最多的时候能有300天。“小时候,我很少见到爹,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害怕。”王向阳回忆说。
  按照当时的规矩,木匠早上要早去东家家中吃饭。因为家里没有闹钟,王兴亮为此没少吃苦头,晚上一直提心吊胆,经常从睡梦中醒来。
  一次,王兴亮要去十五里外的一个村庄干活。半夜醒来,他看到窗外很亮,以为天亮了,脸也没洗,扛起工具箱就出发了。走出家门,才发现亮的是月光。于是在半路上找了一个草垛,睡了一个回笼觉。
  王向阳后来知道,他爷爷这样的老人能通过月亮的位置判断大致时辰,而父亲却不会。
  去东家做工,往返不管风霜雨雪。“人家叫你去干活,你就得去。如果这次不去,下次人家就不叫你去了。”王向阳说。
  王兴亮做东家活最多的地方,是自家北面的白马公社附近,那里很多地方是山区。一年冬天,他从深山冷坞干完活回家,下午出发,半路下起鹅毛大雪,积雪有一尺多深。山地路滑,他就和徒弟在鞋上绑上防滑的草绳,回到家中已是深夜。
  花匠于根枝也曾有类似的经历。一年冬天,他步行去山里做手艺,凌晨从家中出发,走了十几里山路。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挂在柴草和树枝上的冰凌像手臂一样粗。结冰路滑,寸步难行,他用稻草搓成草绳,一圈一圈扎在鞋上,然后拣了一根木棍,一步三滑,费尽周折,才翻过又湿又滑的山岭。
  除了辛苦,做手艺活还要面临生命危险。
  王兴亮还是小木匠的时候,有一次从二楼掉下来。当时,二楼的横梁很疏,搁在上面的木板没有钉牢,他没注意,一脚踩空,所幸问题不大。他的二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做工时从楼上栽下来,头部着地,不治身亡。
  有的老行当,还有“职业病”。比如石匠,常年在石宕里采石,风吹雨淋,烈日暴晒。那时候没有口罩,也没有其他的防护手段,只能任凭漫天飞扬的石粉吸进肺里,沉积体内,天长日久,易得职业病——石肺,又称矽肺。加上医疗条件差,石匠大多只活到三四十岁,活过五十岁就算长寿了。
  弹匠,也就是弹棉絮的匠人,虽然在室内作业,貌似轻松,却也有这个行当的痛苦。弹棉絮最怕风,一旦起风,满天飞絮。夏天,弹棉絮不能开窗,又闷又热。即使戴着口罩,天长日久,也会吸入不少的棉絮,对肺也有伤害。

老行当遭遇时代冲击
  “那个时候学箍桶手艺的很多,会做的也很多,但有了塑料制品,生活中很多东西被塑料代替,人们很快就接受了,箍桶匠的生意遭遇毁灭性打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人们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靠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做的。”王向阳说,逢年过节,很多手艺人经常白天黑夜连着赶工,生意红火。
  现年69岁的弹匠于崇斌回忆,以前农村的女儿要出嫁,家里父母就请来木匠、箍桶匠、弹匠等来置办东西。“吃饭的时候匠人多,空间有限,师傅要求不能趴在桌子上,只能两个胳膊夹住,端着碗吃饭。”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前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老行当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不同的行当受到冲击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有的行当被冲击得只能零星存在,甚至消失了;有的行当受到冲击后,沉寂一段后,又开始尝试转型。”王向阳说。
  王向阳同村有个比他大3岁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了箍桶手艺,刚学成,塑料制品就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太用木桶了,干了没几年,便转行了。
  翁志兴说:“那个时候学箍桶手艺的很多,会做的也很多,但有了塑料制品,生活中很多东西被塑料代替,人们很快就接受了,箍桶匠的生意遭遇毁灭性打击。”
  原本,作为箍桶匠,翁志兴常箍四五十种生活器具,比如水桶、米桶、尿桶等,而现在只有三四种还能有些用途,比如饭甑,需要耐高温,暂时无法被塑料取代。
  做了五十年箍桶匠的翁志兴明白,塑料用品制作简单,成本低,远不是手工的速度能比的。而箍桶从选木料开始,就要下功夫。以前,他经常到山区购买木料,凌晨三点钟从县城出发,步行六十里山路,买了木头,锯成一节一节的,装在麻袋里,用木棍挑回来,到家已是晚上十点钟。
  后来,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他用手推车拉木头,再后来用自行车。
  选好的木头需要重新锯成需要的形状,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木桶,每块木头之间也完全是用木削钉在一起,每一步都是力气活,很辛苦。
  去年,翁志兴正式退休,只是偶尔应亲戚要求箍几只桶。
  “现在很多人都不做了,整个浦江基本上只有农村的五六个箍桶匠还在做,也只是等物资交流会的时候才往外卖。”翁志兴说。
  周正是周家刻印手艺的第五代传人。1987年,18岁的周正正式开始学习刻印,那个时候刻印行业也在经历变革。当时,印章材料由原来的以木头为主,牛角为辅,又多一种材料——软塑料。材料的改变相应地要求刀法改变,比如拳刀就用得很少了,拿刀的姿势也发生了变化。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越办越多,个人和企业需要刻印的很多。这本是刻印行业的机遇。可好景不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电脑刻章的兴起和手工图章的实用性逐渐淡化,手工刻章的生意越发冷淡。
  周正只好关掉原本在大街上的店铺,回到位于后街的家中。长达六七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意,他也没有稳定收入。
  电脑刻章出现后,周正意识到“那个机器出来后,还坚持手工刻印,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实用章已经难以为继,艺术章或许会有市场?周正开始尝试用篆刻手法在木板上雕刻人物肖像、国画山水,既有篆刻的韵味,又有版画的效果。
  这种转变得到了一定的市场认可,不少人上门求购,还有人请他上门雕刻艺术匾额。虽然现在依旧清苦,“勉强能够温饱”,但周正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两年,周正和妹妹周荷英应邀在浦江县虞宅乡新光村“青年旅游创客基地”设立篆刻工作室,也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
  对于木匠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造房子很多还是用木头和砖头。之后,改用水泥现浇,木匠基本用不上了。很多木匠只好转向装修行业。
  弹匠于崇斌从1964年开始弹棉絮,到1978年转行经商。他带过四十多个徒弟,在2000年前后大部分转了行。目前,只有两个徒弟还在弹棉絮,每年也只有两到三个月的活。

“他们离开了,也就把一肚皮的故事带走了”
  周正有一个90后徒弟,已经跟他学了两年。“脏一点、累一点的活,不敢让他干。不是怕干不好,而是怕吃不消。现在带徒弟,师傅都很客气,不然,连唯一的徒弟都可能跑掉了。”
  《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出版之后,很多读者都希望书中的老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王向阳则认为,对老行当的消失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有的艺术含量高的手艺应该传承,而有的老行当费时、费工,只能被淘汰,这也是历史和时代的进步。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继承老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匠心,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专注。”王向阳说,老手艺人的匠心体现得很明显,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境界有多高,而是要吃饭、要生存,技术不精,就没有人请你。因为生存,倒逼你去精益求精,服务态度还要谦恭。这是当时“市场机制”的作用。
  技术好,获得好评的手艺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有活干的,而差一些的手艺人就只有几个月的活。王向阳老家的裁缝郑竹云姐妹,就经常被当地村民请去做衣服。有的木匠徒弟中个别手艺不好的,一直只能做伙计,不能当师傅,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在采访老手艺人的过程中,王向阳发现,真正精通老行当的手艺、规矩,故事又比较多的是八九十岁的手艺人。
  当他要了解石匠这个行当时,采访的第一个石匠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干的,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是用炸药、雷管了,他并不会以前传统的采石方法。后来采访到79岁的石匠韦文林,王向阳才知道,传统的采石方法是先用凿子在石头上凿开石缝,后用木头嵌到石缝里,再倒上水,木头遇水膨胀,依靠产生的张力撑开石体。
  但这些老手艺人正在一天一天减少。
  接受王向阳采访时,接生婆郑仙钗已经85岁了,身体很好。第二年春节,王向阳路过她家门口,看到她的胳膊上打着石膏,听说是摔着了。过了没多久,她就去世了。
  去年年底,浦江的朋友帮着联系了一位79岁的老棕匠。等到正月初二,王向阳去采访时,才知道他前几天刚刚离开人世。
  “这些已经风烛残年的老手艺人,随时都有油尽灯枯的可能。他们离开了,也就把一肚皮的故事悄悄带走了。”王向阳说,采访过程中,时常有“我们来迟了”的感觉。
  做总比不做好。83岁的郑定财是王向阳在老家的“忘年交”,他感慨:“这几年还能找到一些老手艺人,再过三五年,就很难找到了。应该抓紧时间,对《手艺》这本书进行补充和完善。”
  近期,王向阳准备对老手艺人进行补充采访,希望能记录更多老手艺人的酸甜苦辣。
  老手艺人总要离开,一些手艺能不能传下去呢?
  采访中,翁志兴、周天福等老手艺人都说:“老手艺没有用了,没有人学了。”
  在周正看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老手艺,但老手艺并没有得到市场的全面认可。这也影响到年轻人来学手艺。
  翁志兴的妻子算了一笔账:饭甑一工做一个,卖200元,材料成本要50元,赚150元。而现在没技术做小工一天也能挣到250元。饭甑卖再贵些,又卖不出去。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运费、摊位费,都要开支。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让他上大学、工作,有了更好的出路,没人学手艺了。
  周正有一个90后徒弟,已经跟他学了两年。“脏一点、累一点的活,不敢让他干。不是怕干不好,而是怕吃不消。现在带徒弟,师傅都很客气,不然,连唯一的徒弟都可能跑掉了。”周正说,现在学手艺与以前正好反了过来,现在是师傅求着徒弟学,还要看徒弟的脸色。“直接学手艺,嘴巴还要翘起来。”说喜欢手艺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仅养护刀具这个看起来轻松的工作,就比刻还要难。按下去,两只手一虚一实要分明,十分考验人。
  现在,全社会越来越重视对“老”物件的保护。前段时间,当地有关部门找到王向阳,想针对老行当做些工作。
  “这需要采访、拍摄,把老手艺的过程记录下来。可以看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王向阳说。
来源:大众日报 编辑: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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